WTO前经济学家库普曼：全球亟须构建新经济秩序

2025年7月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签署行政令，延长“对等关税”90天暂缓期，将实施时间推迟至8月1日。

罗伯特·库普曼（Robert Koopman）是世界贸易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兼经济研究和统计局局长，也曾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担任首席经济学家长达十余年。他擅长用数据与经济模型分析跨国间商品与服务流动的实际增值情况。自新一轮关税战以来，库普曼非常关注美国企业在关税战下的动作及影响。

6月底，库普曼应邀前往北京、天津，与中外经济学者探讨世界经济下一步走向。在第16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现场，库普曼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

库普曼认为，保护主义关税并不是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正确工具。特朗普政府推行了“对等关税”以强化美国制造业，但这可能会挤占服务业或高端制造业等其他经济活动。关税战最为可能的结果是，劳动力在行业间的重新配置，以及激励企业提高自动化技术和机器人生产。

以下是南方周末记者与库普曼的对谈：

关税战或拖慢美经济增长

南方周末：2025年6月，中美在伦敦进行了一次超过16小时的对话。据中美双边通报，两国在关税和部分出口管制方面达成了“框架性协议”。这一框架对中美贸易谈判有何助益？

库普曼：中美开始贸易对话是件好事，达成框架协议也是好事。但很多细节并不清楚，必须正式写下来。协议的细节会非常关键。

即使是作为盟友的美国与欧盟间，也经常在商贸上发生紧张关系。制定一套处理矛盾的机制与规则是非常宝贵的。过去，（它们）通常通过世界贸易组织（WTO）或自由贸易协定等框架处理。这些框架帮助国家用“约束机制”（guardrail）去应对商业难题。但特朗普政府基本无视这些机制，试图基于自己的偏好重新谈判。其他国家虽然仍希望与美国互动、愿意对话，但对缺乏一套被遵守的规则感到不满。即使达成了“框架性协议”，我们也要观察未来六个月的情况，能否真正落实和执行。

南方周末：特朗普宣布对等关税后的几个月里，你观察到全球贸易以及各国企业有什么变化吗？

库普曼：特朗普贸易政策引发的最大问题，就是它所创造的不确定性。每个人都关注他在提高关税。更糟糕的是，没有人能确定这些关税在特定时刻究竟是多少，也不知道如何协商降低关税。不确定性对企业和企业家而言非常不利，他们经常要处理恶劣天气、员工病假或突发的市场事件，企业真正希望的是监管环境的确定与稳定。

我们可以将关税视作一种政府监管政策。他们真正想知道的是，这些关税到底是多少：1.2%、5%、10%，还是100%？企业需要明确这些关税数据，以做出长期运营决策。

南方周末：美国企业和全球供应链是否正在进一步从中国脱钩？

库普曼：美国供应链非常依赖中国的零部件。某些情况下，比如苹果的iPhone，还依赖中国的最终产品出口。中国已经大大多元化了其贸易伙伴结构。虽然美国经济非常有弹性与适应能力，可以逐步缓解任何冲击，但我担心的是，打乱这些长期供应链，会减缓美国的创新速度和资源配置效率，未来如果不导致经济衰退，也会拖慢经济增长。

南方周末：在你看来，特朗普提高关税是否真的有助于美国制造业的复苏？

库普曼：的确会带回一些制造业。我以前对此表示怀疑，但我最近看了一些最新数据，在美国内需市场上，特朗普第一任期（提升关税的）特定产品和行业，其本国附加值占比确实有微弱提升。但这种附加值非常微弱，大约只有1到1.5个百分点，而且经济成本相对较高。美国确实可以增加本国制造业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但这带来的结果是经济成本由美国自身承担。

过去10至15年，美国处于充分就业状态，除了新冠冲击外，经济增长一直不错，失业率较低，工厂产能利用率较高。这（提高关税）意味着如果美国要生产T恤、服装、鞋子或组装iPhone，资本和劳动力必须从经济的其他部分抽调过来。从经济学家的角度看，这种安排可能是低效的。特朗普会带回一些制造业，但这可能会挤占服务业或高端制造业等其他经济活动。

南方周末 ：现在很多人认为，制造业的自动化升级已经取代了大量人工岗位。所以如果美国抬高贸易壁垒、制造业回流后，能否创造足够的就业？

库普曼：可能贸易壁垒在就业市场上的影响反而是最小的。目前的问题并不是缺乏工作岗位。特朗普及其政府顾问们相信，制造业的工作比零售业、百货商店、杂货店等服务业工作好。实际上，从进口到本地生产，美国新增的很多工作岗位是集中在物流领域。

我同意你的看法，随着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的推进，美国制造业回流不会带来大规模的就业岗位。

特朗普政策更可能带来的结果是：劳动力在行业间的重新配置，以及激励企业提高自动化技术和机器人生产。

很多美国企业的海外生产是通过合同外包实现的，他们之所以没有自己建厂，是因为雇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生产出来的产品更便宜。这种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人有益，同时也为美国消费者带来了更低价的商品。

而我所说的“消费者”，往往是指大企业，它们进口零部件，组装成其他产品，再销往国内或出口。最终（抬升关税）可能更多是激励美国企业自动化，而不是创造大量就业岗位。

2025年6月24日，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现场，罗伯特·库普曼（右二）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首任院长格雷厄姆·艾莉森等人，一同出席在“解读美国经济”专场。 图/顾月冰

驱逐移民负面影响大过征税

南方周末 ：2025年6月24日“解读美国经济”论坛中，有观众就“移民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提问。特朗普政府大幅收紧移民政策、严厉打击非法移民，这些举措对当前美国的经济结构产生了哪些影响？

库普曼：移民集中在农业、园艺、建筑等行业，当前美国政府对于非法移民的强力执法直接导致劳动力锐减。

我曾经做过相关研究，对比关税与遣返移民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结果发现，把移民从美国劳动力中移除，这对经济的打击比加征10%-20%关税负面影响更大。

南方周末：那么特朗普主张贸易保护时，有没有导致其他国家放弃或者减少与美国的生意往来？

库普曼：许多国家和公司正在重新考虑与美国及其经济的关系。他们并不想完全放弃美国市场，但也希望能够高效且有生产力地服务这个市场。未来大家都会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美国经济。这正是特朗普希望看到的。但我所做、所读到的经济分析都表明，关税并不会带来正向效果。

我相信，各国和企业仍希望与美国经济保持接触，但他们不会像过去四十年那样看待美国，而会将更多注意力转向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如果其他国家能遵循一套明确的规则，不是像美国这样变幻莫测，他们会更愿意进入那些市场。

2025年6月24日，罗伯特·库普曼在“解读美国经济”专场发言。 图/世界经济论坛

世界需要新的经济秩序

南方周末：世界上存在不同类型的经济体，比如欧盟、东盟等，这些不同类型的经济体该如何应对关税挑战？

库普曼：不管经济结构如何，投资教育、道路、港口等基础设施，确保政府高效运行，建立法治体系等基本政策是能够推动经济更快增长的。这些政策可以为本国企业和全球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无论是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经济，还是混合型经济体。

我相信，不同经济体之间仍可以合作，但需要新的合作秩序。二战后建立的全球化秩序，或许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当前现实，需要各国坐下来集体协商，而不是单边行动来推动新的合作模式。

南方周末：过去二十年来，中国逐渐融入现有的全球经济体系。你如何看待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这种角色转变？

库普曼：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回顾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它依旧是在与许多国家协商、妥协下达成的。国际上和美国国内，都有一个误解是“规则完全是由美国制定的”，其他国家没有遵守美国的规则。

实际上，世界上有不止一套“成功的规则”，它的挑战在于：如何把这些不同的规则体系融合起来，让国际社会在制度上有确定性、有冲突解决机制，并推动经济增长。这就是许多外交官和政府面临的现实挑战。我们需要的是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

二战后建立的多边秩序本身就是双赢，中国在战后环境中快速发展。问题不在于那些规则的好坏，而是这些规则未能预见到一个事实：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极快，并在全球经济中占更多份额，变得极具竞争力。一定程度上，二战后规则中的一些条款，让发展中国家不必与发达市场经济体承担同等义务。

但现在，发达国家开始不满，它们认为，“我们一直以2%的速度增长，你们却以7%到10%的速度增长；过去你们占全球经济X%，我们占Y%，现在你们占了Z%——我们基本持平了。那么，规则也应该对等才行”。或许现在需要一套适用于所有经济体的新规则。

南方周末：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为了规避美国高关税，全球供应链可能分裂成两个平行体系。你怎么看这种可能性？

库普曼：这（平行贸易体系）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做过一些研究，如果全球经济分裂为两个贸易竞争体系，全球经济增长会放缓，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受到更大冲击。如果我们无法找到合作方式，那将很糟糕。

南方周末：现在中美之间是否形成了新的“平衡”？我指的是经济关系上的平衡。

库普曼：我认为（中美间）正处于一场“影响力”的博弈。从经济平衡的角度看，中国已经迅速且成功地崛起为一个主要经济体。美国及其他国家的预期是：既然中国要成为重要经济大国，就应当遵守它们多年来遵循的同一套规则。

但据我观察，它们现在觉得无法让中国遵守这套规则。因此，它们准备单方面改变规则，并效仿中国的做法，如加强产业政策、增加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引导，以此作为制衡中国的手段。

南方周末：如果你有10亿美元，或者说有一笔人民币资产，作为经济学家，你会如何投资这笔钱来实现更好的收益？

库普曼：经济学家不是投资顾问。要准确预测怎么配置资产是很难的。我建议，投资要多元化，因为很难预测谁赢谁输。你需要在一个允许经济增长、充满活力的环境中，持有多元化的资产组合。如果你的资产配置分布广泛，这个经济体又处在快速发展之中，你应该会有不错的收益。

南方周末记者 顾月冰

责编 姚忆江